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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完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并获得高度评价后,新片《江湖儿女》导演贾樟柯、主演廖凡、赵涛以及片中友情出演的徐峥和张一白昨天一起出现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宣布电影在9月21日全国公映。贾樟柯表示,最近几年,自

摘要: 中青在线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5月13日,由天津市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社、文汇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航鹰文集》出版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航鹰,原名刘航英,1944
… 中青在线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5月13日,由天津市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社、文汇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航鹰文集》出版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航鹰,原名刘航英,1944年出生于天津,1959年考入天津人民艺术院舞台美术班,1982年调入天津作家协会,曾任天津作协副主席。1970年开始创作剧本,其舞台剧本、电影电视剧本先后获得“飞天奖”等7种全国奖项。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短篇小说《金鹿儿》《明姑娘》分别获1981年、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
《航鹰文集》新近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共九卷,收入了她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卷五册《东方女性》《幽默小说选》《宝匣》《倾斜的阁楼》《普爱山庄》;散文卷两册《误攀穹顶》《绿魂》;传记《商旅》;电视剧本《火凤凰》。小说卷囊括了《明姑娘》《金鹿儿》《东方女性》《枫林晚》《前妻》《老喜丧》《宝匣》等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名篇。
研讨会上,评论家们深入讨论了航鹰的写作风格特色,认为航鹰的创作始终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非常“接地气”,其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几乎都有生活原型,是较早具有非虚构文本意识的作家,同时也是比较鲜明、自觉的“女性文学”创作。
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航鹰还是一位社会文化活动家,热心慈善公益活动,早在上世纪末就和友人李玉林创办了《慈善》杂志。新世纪以来,她又创办了“近代天津博物馆”,填补了天津近代历史上“侨民史”“九国租界史”之空白。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深度介入,使航鹰的创作具有鲜明的非虚构文学特色。
会上,航鹰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航鹰文集》。主办方表示,今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新时期文学”恰是随着改革开放之春绽放的文学百花园。航鹰是“新时期文学”非常活跃的作家,举办此次作品研讨会,也是向“新时期文学”40年献礼。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天津作协主席赵玫、天津作协党组副书记兼专职副主席李彬、《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文汇出版社社长桂国强等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会议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志主持。孟繁华、施战军、李师东、黄桂元、刘颋、付小悦、张春生、闫立飞、刘卫东、李玉林、张月春、杨君毅等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文化副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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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5月24日讯路内,中国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已出版《少年巴比伦》、《慈悲》等六部长篇小说。他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之前几部作品的主题,讲述了1990年代一群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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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完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并获得高度评价后,新片《江湖儿女》导演贾樟柯、主演廖凡、赵涛以及片中友情出演的徐峥和张一白昨天一起出现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宣布电影在9月21日全国公映。贾樟柯表示,最近几年,自己特别想把焦点放在人身上,“这么多年我们的观众,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过很多事,最难忘的还是那些有情义的人,我特别想拍一部讲时代洪流里人的情义的电影。”
新片做了三年 片名来自费穆
《江湖儿女》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首映时,现场反响很热烈,结束时全场几千名观众站立鼓掌,长达7分钟,对此,贾樟柯谦逊地说,在戛纳就像是“给孩子操办满月酒,这个孩子出生了,抱出来给大家看了,赢得了满堂彩,对于我们这些孕育它生命的创造者来说,要跟它告别了,我们又要回来收拾心情,该写剧本写剧本,该拍片拍片,所以自己会比较感慨和感动。”
《江湖儿女》从写剧本到完成,经历了三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拍过江湖。为什么对江湖这么着迷呢?”贾樟柯解释,是因为自己觉得江湖里面的浓情蜜意,“我们留恋很多过去的东西,留恋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情义,儿女有义”。
原来《江湖儿女》这个中文片名,引自著名导演费穆生前筹拍的最后一部影片,电影中的两位主人公“巧巧”、“斌哥”在时代变迁江湖风浪中共同走过相爱相守、江湖械斗、牢狱之灾,“斌哥”在名利重压下背弃了过往经历以及身边的人,而原本在江湖之外的巧巧却因为坚守爱情而继承信念和情义……
聊起拍摄的初衷,贾樟柯说,一方面,电影的片名中凝聚了我们熟悉的两个词:江湖。“我们每个人不管做什么行业,其实也都在一个自己的江湖里面,在起起伏伏。”再一个是“儿女”,“我觉得这两个古老的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很打动我了。它的英文名翻译过来是:灰烬是最洁白的。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所讲的人,如果我们不把它拍成电影,他们的故事也就变成往事,也就消散了,像灰烬一样,这时候最容易被消散的部分就是电影要去表达的,我们呈现它洁白的一面。”
他还透露,跟华语文化之外的地区讲“江湖是什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剧组在翻译的时候,因为影片中出现了很多“江湖”这个词,最后导演和英文字幕翻译者决定,就用“江湖”的拼音。“对我来说,江湖一方面是传奇的世界,另一方面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我希望这个江湖属于中国,哪怕很难被其他文化理解,它是由我内心出发的,我们中国人一看会有感应的,会有感染力,会有共鸣的一个江湖世界。”
廖凡有前缘 赵涛要绽放
《江湖儿女》讲述了一对情侣从2001年到2018年的17年的情感风暴。贾樟柯回忆,整个剧本的创作过程非常的激动,“当你投入到里面,一个是时代的回忆,小城、爱情,还有我们经历的那些人生中狂暴的时刻。”而他在微博上写的那句“我跟你经历过最大的风浪是我们的爱情”也被印在了电影海报上。
至于如何想到找廖凡出演男主角,贾樟柯回忆,这源于小时候的一段经历,“那时候我们小孩子上学家长都不会送的,我们吃完饭背个书包就走了,我从我家巷子里出来的时候,那天发洪水,洪水很高,在街上流,我很害怕,站在马路这边不敢过去,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过来,他什么都没说,他用他的胳膊夹起我,把我扛过洪水,把我往对面一扔就走了。我回头一看,是我们小孩子非常崇拜的我们那片的大哥,他那个时候应该也就十八九岁,我觉得我要找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就想到了廖凡,他就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他还透露,廖凡学山西话非常快,“当我们第一次围读剧本时,他的山西话达到了四级,当我们正式开机的时候,我觉得他过了六级。”
《江湖儿女》剧组工作的默契程度也让廖凡吃惊,“我是一个外来者,但很快发现,你不用跟他们做更多交流,他的团队基本上都是山西人,大家都不用废话。就像导演说的,除了我们在第一次剧本朗读时他很细腻地帮我把这两个人物讲了一遍以后,大家就再也没有说过关于这个人要怎么样的事情。”
作为御用演员和妻子的赵涛,贾樟柯赞不绝口,“2013年我们再次合作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可以称之为赵老师了,她拥有非常独特专业的工作方法,表演的方法,人也是这样,随着成长,内心世界变得丰富细腻的时候,她赋予角色塑造的能力变得愈加强。”他透露,这次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很多发行公司的人对于赵涛这些年的表演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次在戛纳闲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比喻很好,感觉赵涛像一朵花,到了她要开放的阶段。虽然这个酝酿时间是18年,但是到了要开放的时候。”而赵涛表示,她觉得导演已经进入到一个“他能够非常熟练处理这种复杂人物关系的状态,我觉得导演一直在做自我的超越。”
贾樟柯说,自己希望把《江湖儿女》拍成长篇小说式的电影,里面有复杂的人物,同时也有比较漫长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只有把人放在时间的长河里面,我们才能理解很多东西,很多情感才能够通过时间的酝酿像陈酒一样捕捉到芳香。”
本报记者 王金跃 J166

中国网5月24日讯路内,中国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已出版《少年巴比伦》、《慈悲》等六部长篇小说。他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之前几部作品的主题,讲述了1990年代一群成长于化工技校的年轻人的故事。近日,在中国网的采访中,他谈及了自己的作品及其在国外的译介情况、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不同于他笔下人物经常流露出的不屑一顾,路内的回答真诚而坦率。当问到对于伟大作品的追求时,他说:“追求伟大文学之心,这个是永远的,到我死的那天都会有。”以下内容根据篇幅进行了删减。中国网:您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了1990年代化工技校青年的故事。为什么一直在写90年代、化工技校?路内:我要把一个人的故事从90年开始写到99年结束,也没有特殊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要找到我自己能写的东西,并且一段时间之内都在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我觉得去写我经历过的时代,这件事情也似乎在我的本分之内。化工技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时代。这伙人毕业之后,所有的都没有了。我特别喜欢写临界点上的故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看《十七岁的轻骑兵》就知道三年之后这些全都没有了。中国网:您此前一共出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有哪些作品翻译到国外了?您最希望自己哪些作品被国外读者读到?为什么?路内:《少年巴比伦》和《花街往事》都翻译成英文了。《慈悲》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保加利亚文,都已经出版,韩文版已经翻译了还未出版。《慈悲》的英文版正在翻译中。我最希望被国外读者读到的可能是《少年巴比伦》和《慈悲》。《慈悲》相对比较好读一些,讲了差不多50年的一个中国故事。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所谓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学”仍然还在写,仍然还有人在注视着。《慈悲》这本小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它有点站在左派的立场,也有点站在右派的立场上,角度会跟以前不大一样。其实它牵涉到中国的一个政治上的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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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行左也不是、行右也不是。这个小说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后归结到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另外,我想通过小说来讨论一下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感。通常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但实际上中国有大量的基督徒和佛教徒。佛教有很多世俗的层面。仅就这些世俗的层面来说,它是不是能够构成中国人的哪怕是低水位的宗教感,而这种宗教感是不是能够让中国人获得幸福,能够让他们去行善?我想就这些问题在小说里讨论一下。《少年巴比伦》是另外一种情况。我的书翻译到国外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没有底。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语。但它是个小说,是特定时代的一个人讲述的东西。到了小说最后,主人公把那些东西推翻了,他觉得自己一定要离开那个环境去别的地方。但他在场的时候讲的很多东西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我想看看这些东西国外读者是怎么理解的。中国网:就您所知,您在国外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的接受度是怎样的?路内: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讲,尤其写小说的,在国外被接受特别艰难。前年我去法兰克福书展,有一个对谈的活动,明显感到来听的大多都是路过的。但是有一个读者,是个奥地利的老爷子,他拿了我两本中文版的书过来找我签名。我问他是不是能读懂中文。他说他读不懂,只是看过《少年巴比伦》英文版,特地从奥地利赶过来,找我签个名。这是唯一的一个,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说我在欧洲有读者的话,我会认为我是从那个老爷子开始的。当然我可能还有其他读者,但是那个事情我的印象很深刻。中国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国外的接受度整体是什么样的?路内:老一辈作家的情况会好一点。首先他们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出版社,在推广方面做得会好一些。就他们所写的内容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够满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外读者对于中国的认知。假如一个人对中国完全不感兴趣,而仅从文学的角度想要来看一个中国作家的英文译本或者德文、法文译本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因此国外读者一定带有一部分的隐含的泛政治化的立场来读中国作家。而老一辈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讲述方式是能够与这些国外读者合拍的。但是当代作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遇到问题。这个问题即使放在汉语文学本身,也都是一个问题,即,你在写什么,你所写的东西跟中国当下的现实是不是能够合拍?如果你写东西都不能满足中国读者对于文学问题之外泛政治化的理解的话,那又何谈去征服外国的读者。所以我觉得对当下作家来讲,有两个问题。第一,观念的问题。整个世界的文学观念都在变化,有很多国外作家和读者所关心的东西,在中国的作家呈现不出来。比如后殖民话语在奈保尔、扎迪·史密斯等作家的小说中已经呈现得淋漓尽致了,但在中国作家里是没有的。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中国人谈女权谈的特别多,但是女权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学里好像没有特别强有力的作品出来。种种问题使得中国文学的观念似乎在另一个维度内。除了观念的问题,还有现实的问题。当下中国的现实非常复杂,如何用一种文学的方式、用小说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又是另一个任务。中国网:那您自己是怎么去看待以及处理您的作品跟时代的关系、现实的关系?路内:一个作家要追现实是追不上的,因为全球的变化太快,中国的变化甚至更快。去追现实是追不上的,而且很多作家放弃了。比如汶川地震十年了,没有任何一部关于汶川地震的长篇小说成功出来。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小说家的失职,其实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讲的话,也可以认为是小说家的谨慎。地震是一个太巨大的东西,一个小说家在外围去写的话无法完成,必须进入事件的核心才能出来伟大的文学。因此,既然追具体事件的时候追不上,那小说家只能退回到他的本分去重新组合这个时代的要素。你看现在50岁以上的作家,比如莫言、余华等等,他们能进入到他们所在时代的文学中心的位置上去写。但是现在如果只是在时代的现实和价值观的边缘的位置去讲述的话,不好写。中国网:为什么现在是在边缘?路内:首先是没有趣,没有意思,没有强有力的东西。你看八九十年代的几个经典文本,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都是极其强有力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现在损失掉了,没有了。现在70后作家这一代的经验就是,这个时代娱乐化的东西多了,有精神内涵的东西少了。这个时候对作家会提出新的要求:你是不是够敏锐,你是不是够深刻能够把华丽的那层皮给剥下来。中国网:所以您觉得现在更容易还是更不易出好作品?路内:现在是一个出好作品的时代。全世界都在等着中国作家出一本伟大的小说。因为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有它自身的特殊经验和特殊的价值观。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作家自己是有责任的。中国网:可是您刚刚也说现在是很软的,没有有力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确实很期待。那怎么办?路内:等一个伟大作家出现。中国网:您自己觉得您能够担起这个责任吗?或者有这方面的期许吗?路内:当然有这样的期许。追求伟大文学之心,这个是永远的,到我死的那天都会有。但是一定不能功利,也不能认为自己在文学圈有点小名气,这个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中国网:您自己有时间上的目标吗?路内:我没有时间上对自己的约束。但是也许吧,希望在50岁之前能够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出来。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如果写得顺利的话,2020年大概可以出。我希望把它写成伟大作品。如果不够伟大的话,也请你们多担待。我希望从这本书之后,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抱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希望。希望自己写出伟大作品和已经写出伟大作品,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中国网:那您之前写《少年巴比伦》或者《慈悲》的时候没有要写成经典作品的想法吗?路内:我觉得说实话,《少年巴比伦》和《慈悲》也不差。关于经典化的问题,中国作家会遇到双重问题。首先,华语文学圈其实很自足。一个中国作家,即使不去打开欧美市场,他在华语文学圈也能成为大师,也能成为人人敬仰的作家,因为市场很大。但如果华语文学作品进入欧美市场去跟全世界的作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华语一下子变成小语种、变成偏僻的文学。当然还有前面说的现代文学的观念,中国作家本身是接受世界的现代文学的价值观的,但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如果你的观念陈腐的话,那在华语文学圈都混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世界上去。中国的文学有个特异的东西,就是大量地站在农民的角度来写。写了这么多年,中国最触目惊心的题材还是饥饿,始终是吃不饱,这个东西不知道被多少人写过,一定阶段之内它是有效的、有价值的,但是三四十年过去之后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网:那您觉得现在应该写哪个群体或者题材?路内: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写或者不应该写的,但至少有几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写、但近些年中我一直没有看到的。一个是少数民族。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族裔族群之间的情况好像没有什么作品。其次是关于城市边缘、底层社会的少。还有一种是充满诗性的、语言上有突破的小说偏少。另外,能够贯穿一个时代的强有力的长篇少。中国网:怎么理解贯穿一个时代?路内:你去看余华的《活着》,那个时间轴就很长,一拉就30年过去了。莫言的小说的时间轴也可以写到很长,王安忆的《长恨歌》的时间轴也很长。像这样的长篇小说往往篇幅也比较长,没有伟大之心去支撑的话都写不到。而出版社最希望出的是15万字的小说,轻快好读。但“轻快好读”有一部分的潜台词就是庸俗化。你要轻快好读那就一定是庸俗化的,深刻的东西不好读。庸俗化满足普通读者的胃口,满足影视界的胃口。这个要求提出来之后,自然而然文学就坠下去。现在很少有人说,我要写个一千页的小说,但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的。中国网:您刚刚也说到了余华的《活着》。其实《慈悲》刚出来,就有人拿着去和《活着》对比。路内:其实真要比的话,《慈悲》可能更像《许三观卖血记》。说看着像《活着》的话,估计是没看过《许三观卖血记》。每个作家都是从上一代作家那里继承下来一些东西。其实当时我写《慈悲》的时候,看的最多的小说是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写《阿Q正传》,用了那样一种非常冷峻、略带嘲讽的方式。我相信其实《许三观卖血记》也是受《阿Q正传》极大的影响,尽管余华老师没有说这个事。中国网:那70后、80后的作家怎么去面对上一代的作家?路内:如果要成为作家的话,一定是希望跟格非、余华、孙甘露那一代人在一起,那多好、多有劲。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中国1979年之后所有的文学浪潮。我们这种从2008年开始出书的人,一次文学浪潮都没经历过。我写了十年的书,一次文学浪潮都没见过。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全是家具了,腾挪起来很费劲,我只能找小东西,这里那里还有点空可以放进去。中国网: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是,中国当代文学界里,50后、60后作者有一大批名望很高的,比如莫言、余华等等。但是70后、80后的作者好像没有一个特别代表性的?是因为还没到时间吗?路内:不是没到时间。格非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写出来他的成名作,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扛起了中国文学的所谓的未来。而且这批50后、60后作家除了一部分被时间淘汰了之外,大部分都扛起来了。跟这些作家去抗衡的话,70后、
80后就不要说整体上去比了。即使从个体的角度上来讲,也很困难。但是你说这一代作家没有追求文学之心的话,也不是。但另一方面,这也真不是中国文学独有的问题。全世界都有。比如英美文学界,你拿福克纳跟海明威那一代作家来比的话,现在这帮英美文学的人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全世界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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