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①本文是徐志摩1924年5月12日在北京真光剧场的演讲。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谨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①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Whistler②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③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④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⑤!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哪还有什么话说?  
  ①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
  ②Whistler,通译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他长期侨居英国。
  ③丹丁,通译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④永乐、明成祖朱棣的年号(1403—1424)。
  ⑤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先后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①写作时间不详,初载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属名徐志摩。 

  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
  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信去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其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戟刺,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印度的春风比我们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的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的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鸣雀,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讴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从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的欢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亦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吐瑾①过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树的清荫与曼果的甜瓤。  
  ①散拿吐瑾,一种药物。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①的一身美是问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①契玦腊,泰戈尔的同名剧本中的女主人公。 

  《黄鹂》这首诗最初刊载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上,后收入《猛虎集》。
  诗很简单:写一只黄鹂鸟不知从哪里飞来,掠上树稍,默不作声地伫立在那里,华丽的羽毛在枝桠间闪烁,“艳异照亮了浓密——/象是春天,火焰,象是热情。”于是招来了我们这些观望的人(诗人?自由的信徒?泛神论者?),小心翼翼地聚集在树下,期待着这只美丽的鸟引吭高歌。可是它却“一展翅”飞走了:

  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负歉。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证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飏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难,不自馁怯,肩上抗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的诬毁他的热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诬捏与守旧派的讥评,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黯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他更不能信中国的青年也会沾染不幸的污点。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样的怆心。
  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的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忍再使他耗费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①;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②像的密仡郎其罗③;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④;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⑤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①惠德曼,通译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②摩西,《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
  ③密仡郎其罗,浪译米盖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
  ④葛德,通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
  ⑤奥林必克,通译奥林匹斯,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山顶。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①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②、今甫③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④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①十一年,指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
  ②一多,即闻一多(1899—1946),诗人,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③今甫,即杨振声(1890—1956),小说家,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④《死水》,闻一多的诗作。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踞坐在井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①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①和玮德②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奄奄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③,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于完全没有。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①梦家,即陈梦家(1911—1966),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曾编辑《新月诗选》。三十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历史考古研究。
  ②玮德,即方玮德(1909—1935),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著有《丁香花诗集》、《玮德诗集》等。
  ③第二次又印《诗刊》,指1930年初由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 

  于是带走了春天,带走了火焰,也带走了热情。
  这首诗意不尽于言终。如果我们鉴品的触角仅仅满足于诗的表象,那我们将一无所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这首诗的深层结构,或如黑格尔所言,寻找它的“暗寓意”(《美学》第二卷,13页)。在这个意义上说,《黄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篇类寓言;或曰,一首象征的诗。
  指出徐志摩诗中象征手法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诗艺不无裨益。因为诗人对于各种“主义”腹诽甚多。早在1922年的《艺术与人生》一文中,他就批评中国新诗表面上是现实主义,骨子里却是根本的非现实性;此外还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义,以及成功地发明了没有意义的象征的象征主义。其结果是虽然达到了什么主义,却没有人再敢称它为诗了。在后来写就的《“新月”的态度》(1928)中,他又对当时文坛上的13个派别大举讨伐之师。然而腹诽归腹诽,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还是兼收并蓄,广征博引,真正“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做”(《诗刊弁言》)。所以他的诗并非千人一面,一律采取单调的直线抒情法,而是尽可能地运用各种风格和手法,以达到最完美的艺术效果。《黄鹂》中象征的运用,便是一个明证。
  指出《黄鹂》是一首象征的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指出“黄鹂”形象具体的所指。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已经漫漶不清了,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在诗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宝贵的启示。首先应该注意到,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选择“我”这一更为强烈的主体抒情意象作为这首诗的主词,而是采用了“我们”这种集体性的称谓。作为一群观望者,“我们”始终缄默无言(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流露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情绪。不过“我们”作为群体性的存在,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即:“黄鹂”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对“我”而言的。其次,诗中两次出现的“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的比喻,也给我们重要的提示。因为无论是春光,火焰,还是热情,都寓指了一种美好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韶光易逝,青春不回,爱情并非不朽的,等等。因此要想确定“黄鹂”形象具体的意指,还必须联系到徐志摩当时的思想状况来分析。
  我们知道,诗人刚回国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联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准备在社会上“露棱角”。他将自己的高世之志称为“单纯信仰”,胡适则洗炼地将其概括为“爱、自由、美”三个大字。正因了这“单纯信仰”,他拒绝一切现实的东西,追求一种更完满、更超脱的结局。在政治上则左右开弓,以至于有人认为“新月”派是当时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然而在现实面前,任何这类的“单纯信仰”都是要破灭的。世易时移,再加上家庭罹变,诗人逐渐变得消极而颓废。他感染上哈代的悲观主义情绪,“托着一肩思想的重负,/早晚都不得放手”(《哈代》)正是他彼时心情的写照。人们总以为徐志摩活得潇洒,死得超脱,蔡元培的挽联上就写着:

  十二日在真光讲  
  ①适之,即胡适(1891—1962),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
  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
  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本文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泰戈尔即将离华前所作的一次关于泰戈尔的讲演。既是讲演,就要求词锋犀利直捷,语言酣畅淋漓。而这篇《泰戈尔》,恰恰是感情充沛、陈词恳切,华丽而不流于堆砌,有所指斥又不失其优雅,是一则极为成功的讲演,恐怕也正是直出于徐志摩那种热情洋溢、言为心声的浪漫派诗人的真性情。
  泰戈尔是一位深为我们熟悉、喜爱的印度诗人,他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极广、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泰戈尔极其重要的功绩——正是他的影响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诗”茁生在中国新诗在早期白话诗之后难以为继的荒野上。“小诗”的代表诗人冰心就自承是受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而开始写作的。郑振锋在其译《飞鸟集》初版序中说:“小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郭沫若也表示无论是创作还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参见《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诗》、《太戈尔来华之我见》等篇)。泰戈尔出身孟加拉贵族,受到印式和英式双重教育,他参加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深入研究了解印度自己的优秀文化,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素朴美丽的诗文,曾获一九一三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孟加拉的雪莱”。
  泰戈尔来华访问,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但事情总是多方面的。奏戈尔爱其祖国,反对西方殖民文化,故而热心提倡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其本意是积极的,但惜乎与当时中国破旧求新的时代气候不甚相符,而且当时确实有些守旧派试图利用泰戈尔为自己造声势,因此知识界对泰访华确有否定意见;另外,泰戈尔早年曾参加反殖民的政治运动,后因不满于群众的盲目行为而退出,这种作派也与当时中国运动热情高涨的激进知识分子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的讲演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对泰戈尔的某种激烈态度恐怕还是误解的成分居多,而徐的讲演作为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理解和辩护,亦愈来愈显出其识见的可贵之处。
  徐志摩在讲演一开始就采取了以情动人的策略。首先是告诉听众“泰戈尔先生快走了”。以“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之语抓住听众的情感之后,开始铺陈老人来华之艰难程度及其不易的决心:年高体迈,远行不啻是一种冒险,亲友的善意劝阻,似乎缺乏必然的精神动力——正因如此,老人的到来恰见出其对中国的美好感情。而到中国后,奔波讲演使老人疲乏劳顿到只能借助药品来维持其精力。
  当此听众的同情心已自然萌生之时,话头突然一转:“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更感觉心境的不舒畅。”志摩指出:“这是很不幸的!”接着说明泰戈尔来华的目的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和“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在说明老诗人的爱心是完全的托付与了青年之后指出青年更不当以偏见和诬毁来排斥一位慈祥的老人的善意。
  下来又是一折:“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虽则老人相信中国的青年不会沾染疑忌卑琐的污点,但他还是决定暂时脱离公众去静养。徐志摩的有所斥刺的话语犹如针在绵中一样锋芒内敛:

  在中国做一个诗人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这比起做“在诗集子前面说话”这种“不容易讨好的事”,可要艰难得多了。
  ——徐志摩是应该体会尤深的吧!
  人们往往对诗人要求过于苛刻,规范的尺度则过于狭窄。尤其在大变动,大撞击的现代中国,诗人如果不象《女神》那样“呐喊”,象“创造社”和“太阳社”那样“普罗”,那样地“迎着风狂和雨暴”,则免不了被冷落、嘲弄,甚至众口交矢、围攻式的批判与掊击。
  徐志摩这个既“浮”又“杂”的“布尔乔亚诗人”,他在生前死后毁誉错杂的种种遭际,正是现代诗史上一个“非主流的”,“远离中心”又妄谈政治的诗人的典型缩影。这篇《〈猛虎集〉序》正是诗人这种举步唯艰的艰难人生的一种表露,是诗人痛苦而真诚的内心世界的一次剖白。当然,在这篇“自序性”散文娓娓道来之际,波及面其实也很宽:从徐志摩个人创作经历,诗歌的经验和主张,到“新月诗派”的沉浮和艺术追求,都广有涉及。然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无疑是文章后一部分近乎恳求的,真诚热切而又痛苦难言的内心世界之剖白: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你们一开口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那个诗人是“天教歌唱”的“不到呕血不住口”的“痴鸟”的比喻、更让人永难忘怀。
  也许,我们一直忽略了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的内心深处矛盾和痛苦的一面?!
  徐志摩本是带着全身心的浪漫情趣,“作别西天的云彩”、从诗意盎然的“湖畔”和康桥回国,而且是怀抱着“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的社会政治理想回国的。然而,无论个人情感生活,还是资产阶级人道或政治理想,都在现实中遭到破灭的命运。
  在个人情感生活上,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艰难争取来的爱情,却嘲讽了他所理想的“白朗宁夫妇”模式,而他又只得自吞苦果,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作出一副绅士风度。
  在社会政治理想上,更是屡遭碰壁。英国“康桥式”的“爱、美、自由”理想成为一纸空谈。社会现实在他看来都成为:“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落叶》)。而徐志摩又总是常常未能忘情于他的政治理想,屡屡要在诗歌中加以表现,可他一开口谈政治,总是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所诟病,《西窗》、《秋虫》至今仍为许多人所耿耿于怀。
  这是徐志摩的错,错就错在他不该在中国谈他本来就不怎么懂(但又偏要装很懂)的政治!而且,徐志摩作为诗人留给后世的珍贵诗歌遗产,也决不是那些谈论政治和“主义”的作品。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要求诗歌象镜子那样反映现实、象传声筒那样表达理念。我们也不能仅仅要求诗歌作为时代的鼓点与号角而发挥其外在功能。马克思曾讽刺当时的普鲁士当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马恩全集》第1卷,第7页)
  诗人的首要素质,应该是“真”,是真情性和真人生。诗人必须讲真话,诗歌必须表真情,甚至在众声喧哗的嘈杂一片中,真诚而执著地发出自己的不和谐音。就此而言,徐志摩是足以让人景仰甚或汗颜的。他的人格主旨正在于一个真字。恰如周作人谈到徐志摩时说的:“这个年头,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早已找不到,便是瓜哇国里恐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志摩纪念》)
  徐志摩真诚地追求理想,真诚地讴歌“爱、美、和自由”,甚至表达他内心思想深处的矛盾和痛苦,也显得那样的真诚、直率而恳切: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让我难受又难受……”
  诗人几乎是在恳切地祈求人们的理解了。
  面对这样的真诚,还有什么“错”不可以原谅的呢?!
  事实上,诗人对痛苦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深沉,他并不是不知道人世的痛苦,诗人“有他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他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不正是对这一现世与此岸的世界作弥补及理想性的升华吗?
  诗在诗人那里,是理想的天国,它具有超验的自由性,正是诗歌这一人类之梦和理想的天国,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精神得到保证的诗化生活。
  徐志摩以他的深刻痛苦的内心世界,象“杜鹃啼血”般地“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欢乐”,唱出那么多魅力永存的优美诗篇,这还不够吗?
                           (陈旭光)

  可又有谁知道诗人心中的滋味呢?由是观,我认为“黄鹂”的形象正象征他那远去的“爱、自由,美”的理想;而徐志摩们也只能无奈地观望,年青时的热情被那只远去的黄鹂鸟带得杳无踪迹了。
  有人认为“黄鹂”的形象是雪莱的“云雀”形象的再现。若果此说成立,那么我想也是反其意而用之。《云雀》中那种张扬挺拔的热情在《黄鹂》中已经欲觅无痕了。
                            (王川)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有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句子短促有力,语调铿锵,可以想象,一连五个问号的效果无疑是满场寂静,厅内回荡的是讲演者的激愤。
  徐志摩抓住这个时机把讲演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在紧接着的篇幅相当长而又一气贯注的一段中,志摩用了一连串的问句,感叹句和排比句来反驳关于老诗人“顽固”、“守旧”的不实之词,指出老人一生都在与暴力主义、帝国主义和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作斗争,并热情地赞扬老人伟大的人格,比之为摩西、苏格拉底等历史上的伟人,比之为救主和大神宙斯,又比之为自然界的和风、新芽、阳光、瀚水和喜马拉雅的雪峰——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形象地说明老人人格的高洁和壮丽。
  然后志摩告诫不要因为自己的卑琐而怀疑他人的伟大。接着又是一转:也许你们会因为我徐志摩是个诗人来讲这话而有所疑忌,那么胡适是一个沉厚稳重的人选来说明老人的伟大与深厚,既伟大深厚、又是最富感情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爱”!
  整篇讲演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又直截了当、一气呵成。缜密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再加上讲演者的气质风度,当年诗人徐志摩在真光剧场热情洋溢、顾盼神飞的姿态宛然在目。
                           (龙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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