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1934年日本横滨的一所教会中学,老师叫他保罗,叫她苏珊娜。出了校门,同学们叫她小林加代,叫他大岛一兵。而他对她说:“最好,你还是叫我郑左兵,那是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加代黑色的凤眼一低,浓浓的睫毛拂过,哈哈腰郑重地说:“哈依。”

 

  男孩和女孩是我的邻居。他们大学刚毕业,工作刚起步,他们暂时居住在我对门。每天,他们一起说笑着出门上班,一起说笑着下班回来。我很羡慕他们。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结伴回家,左兵在前,加代在后。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晃晃荡荡地走,有一种桀鳌不驯的气质。她虽然穿着学校的制服,依然是微微地弓着背,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踩着小碎步。要过那道桥的时候,他会站定,扶她一把,两人并肩走上十几步,然后下了桥,再一前一后地走。互相不说话,然而走得安然。

还乡河,河水荡漾,波光粼粼。岸边,柳条如发,随风摇曳。河边居住的一位青年,名叫伟岸,不远处,有位中年坐在马扎上,用柳条编织着大小不同的小工艺品,伟岸决心跟他学。

 

  市场附近的那条街。街角,一株很大的八重樱。枝丫重重叠叠的,平日不惹眼,一开起花来,满树的绯红竟热闹出万种风情。走到树下,他站一站,等她赶上来,二人客客气气地说:“沙扬那位。”然后他向右拐,进入一条青石板巷,回家。

于是,坐在中年身边,仔细观察,中年脾气古怪,见伟岸贴近,干着活的身子,偏离开伟岸视线。伟岸拿出烟,点上,递给中年,为讨好,让中年好好教。

 

  她则继续往前走,二十几步远近就是她家的米店。女佣人迎上来接过她手中的书包,热情地向拉门里喊一声“二小姐回来啦!”左兵家里迎接他的只有母亲。

中年说:向我学手艺,好啊,孔夫子教学生还要几束干肉,向我学,不花点什么吗?中年做了个得意的表情。

  然而,不幸突然降临到女孩身上,女孩突然病倒,浑身无力。男孩背女孩去看医生,一连看了三个医生,才有了结果。医生的结论是一时半会儿治不好,少则半月,多则三五个月,不能急。

  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经商的广东人。他在横滨开一间食杂店,专卖中国南货,生意很好,于是就在横滨买下了16岁的大岛由纪子作为外室。

交点学费吧,不多要,五元钱。中年说。都是土里刨食,哪有钱交学费。要不,给我买两条中华牌香烟,没看师傅喜欢抽烟,中年说。那阵子,这牌子烟紧俏,即使有钱,也得疏通关系,才能买到这样牌子的烟,况且囊中羞涩?伟岸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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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干活吧,中年说。干什么活呢?伟岸问。中年随意指着身旁一堆散发着苦涩味道的绿色柳条。将柳条的皮全剥了吧,好编织用。顺着柳条茬口,将柳条的一侧软皮撕开、攥紧,另只手对着柳条中间“骨头”使劲抽动,编织各种小工艺品的雪白柳条,即可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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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谈不上感情,但由纪子日本式的温柔顺从较广东老家的两房妻妾要让人舒心得多,所以两人生活一直很平和。郑孝仁每年在日本住4个月,自从由纪子生下小左兵就住5个月。他在,由纪子穿戴整齐殷勤服侍;他不在,由纪子卸下钗环勤俭度日。左兵4岁时,广东家中连着催请郑孝仁回去。这一回去就不知怎么不回来了。

伟岸蹲在那里,干了一个多小时,才把那堆活干完,将白白柳条放在中年身边,伟岸的手都剥肿了,手上沾满了柳枝里脏兮兮的粘液。这回,可以教我了吧,伟岸站起来,说。

 

  日本的生意由管家代做。由纪子每月去帐房领一小笔钱,仅够糊口。一年半载才收到信,信上没有称呼,只再三叮嘱好好照料左兵。到了左兵该上学的年纪,就收到帐房转来的一个红包,包里有一叠钱,红纸上写:左兵的学费。

只见那位中年,从伟岸刚刚剥离好的那柳条堆里抽出几根短的,傲慢地甩给伟岸,敷衍地说了几句,让伟岸试着编织。开始不得要领,编得七扭八歪的,请教,中年不耐烦,说:不要总问,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自己悟吧。

  这个消息,让男孩和女孩都吃了一惊,但他们都只好认命。好在,女孩不用住院,只是每天她都得躺在床上,哪儿也去不了。

  日月如流,转眼左兵17岁了,在教会中学里是一贯优秀的学生。因为是个中国人,还因为没有父亲,他没少受同学的欺侮,但是他不怕。他虽然瘦,然而经打,也会发疯似地还击,渐渐地也就有了名气。那一次,小林加代在校门口迎住他,说:“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我一个人走僻静的路,有些怕,拜托了。”其实加代一向是由家中女佣接送的。左兵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觉得有个弱小的日本女孩子居然请求自己的保护,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以后,伟岸自己割柳条,剥去皮,自己编,编了很多,不好看,没人稀罕,也没人爱用。伟岸又回到中年身边,观察编织每道环节,如何打底、如何折弯、如何收尾,有时忘记吃饭。渐渐长进,编得也好看了些,尽管中年并不爱理他。

 

  那时候,加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而左兵仍是未谙世事的少年。

此时,中年有了防备,见伟岸过来,停下来,吸烟,停止手中的活计。伟岸走开了,再干活。中年担心伟岸学会手艺会和自己竞争,失去村里人面前显摆柳编大腕身份。再教教我吧,伟岸央求着。

 

  每天,清早,左兵走到巷口,远远地就会看见加代在樱树下等着,见了他,微微一笑弯一弯腰,就跟在他的后面走。日久成了习惯。左兵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加代穿木屐,噼噼啪啪地在身后响着,有板有眼有韵律,。雨大了,加代还会半踮着脚,在侧后方举着伞,给他遮一下。左兵喜欢加代那种半羞半喜的样子,觉得女孩子真好玩。

可以教,有个条件。中年说。什么条件我没答应,只要您说出来。真的什么条件都答应?中年叫板。哪会假,说呀,说呀。伟岸催促着。

  女孩喜欢看杂志,男孩得知我有不少杂志,便上门来借去给女孩看,他同时请我有空的时候去屋里坐坐,跟女孩聊聊天,他担心女孩一个人无聊,他说他要上班挣钱,没太多时间陪女孩。我答应了男孩的请求。男孩给了我一把防盗门的钥匙。

  那一年的圣诞节,学校组织晚祷,允许大家穿校服以外的正式服装。左兵一出巷子,眼前竟是一亮:樱树下的加代穿了一件白底织淡淡樱花的和服,红底织银的襁褓,又因为雨丝霏霏,还撑着一把红色油纸伞。左兵第一次意识到加代有多美,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有一种马上想逃掉的冲动。少年的心啊,真是理不清楚。

那我可说了,我撒泡尿,你喝了,我就教你。这位中年拿过身旁一个空瓶子,做接尿动作。中年使尽损招,回绝伟岸孜孜好学的诚意。

 

  1936年底,市面上的流言已经很多,大批华人开始返国。在涌向码头的人潮中,左兵紧随着父亲的管家,觉得自己是一滴水。母亲哀恸地哭着,郑孝仁没有让她一起走,她抓着左兵的衣服,泣不成声。

伟岸听罢,好像闻到一股令人作呕、想尽早离开的尿的骚味,脸色阴沉下来。甩出一句,你太过分了,除你,不信就没人教会我。伟岸气的肺都要炸了,转身,离开了这位中年。

 

  将近中午船快开的时候,加代突然鸣鸣咽咽地出现在舱门前。她是临时知道消息的,费了一个上午的周折才找到这里。加代筋疲力尽,她扑跪在左兵面前,只会说一句话:“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时间,左兵的心中一片茫然,好像雨中加代的木屐一下子踏在了脑子里,每一下都无限悲凄地重复着:“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直到多年以后,左兵才意识到加代说出这句话要有何等的勇气,无望中的坚持,不奢望结男的表白,在最后的时刻不顾一切,清清楚楚地说:“我喜欢你啊。”日本在左兵的记忆中,便是两个女人,头发凌乱、哀痛欲绝地站在细雨中的码头上,她们互相扶持,呼喊,可是一切都是无声的,背景上,一树重重叠叠的樱花,静静地如雨落下……然后便是49个年头。左兵在中国流亡、读书、工作、娶妻、生子、丧父、解放、大跃进、当右派、平反、添孙、丧妻。和同时代的人们经历着差不多的悲欢,磕磕绊绊地,却也没什么值得过多抱怨。中日建交后,通过红十字会,他知道了母亲的下落:自1973年开始当看护,1946年死于疾病,简简单单,也没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倒是时常,他的记忆中会出现一种声音,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声音。他老了。

伟岸悄悄地去邻村一位编织老人学成手艺。

  尽管男孩给了我防盗门的钥匙,但是我并没有去陪女孩聊天,我想女孩有那些杂志,她不会无聊,而我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去打搅她,很不合适。男孩后来也知道我没去陪女孩聊天,但他没有生气,看到我,依然热情地打着招呼,并每隔两天就上门还杂志借杂志,他告诉我女孩因为有那些杂志,过得很开心。

  1985年他因一些产权问题回了一次日本。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去饭店看他,走时留给他一张名片和一个返老不童式的鬼脸——名片是加代的。于是他终于记起了萦回在脑际的原来是加代的声音,加代扑跪在船舱中央,泪流满面,无限凄绝,无限热烈:“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他拨了加代家的电话号码,凭着一种冲动,这种动已经多年不见了。岁月冲走了许多东西,但是最纯净的留了下来,那因为缺憾造就的纯净。

伟岸渐渐长进了。家人鼓励其好好学习。说编织出有用东西可以卖钱,补贴家用。河边柳树上有的是柳条,任你怎样取用,也是沧海一粟。

 

  没有惊叫、眼泪、叹息、懊悔和掩饰,平平淡淡但,他约她出来喝茶,说:“我回来了,茶社见好么?——好像他不过昨天才离开,而一切均可以从现在开始。

那时农村不允许搞种田以外的活计,遇到,就抓、就逮,像用柳条编一点小玩意,没人注意,即使被人看到,会说,编着完,消磨时光。

 

  她说:“好的,但不必喝茶了吧,我实在不愿毁去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你在樱树下等我,我会从你身旁走过,请别认出我……”他答应了。他们——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电话中平静地相约:“再见,来生再相认,来生吧。”

事实也是这样,小玩意编出来,谁喜欢,就送一个。说是送,可谁肯白拿别人辛苦鼓捣出来的东西,就悄悄送回一些零钱作为回报,用柳条做小工艺品,在嬉戏与挣钱之间,并不会惹人注意,那时土里刨食,挣到这点小钱,也是农家买油盐急需。

  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看到男孩在小区的草地里拔拉着。我上前去看,发现男孩在捉蚂蚁,他身边放着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里面装着几只活蹦乱跳的蚂蚁。我问男孩捉蚂蚁干什么,男孩说他得到有一个偏方,需要蚂蚁,而且要五百只。我说,她不是在吃着药吗?换药了?男孩说没换药,只是一直没什么效果。有一个偏方,说只要有五百只蚂蚁作药引子,就能治好她的病。听男孩这么说,我便蹲下去,帮着男孩捉蚂蚁。

  正是樱花庄严凋落的季节,横滨一株古老的八重樱下,站着一位老人。他穿着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手中一大抱如血的玫瑰,49朵,距那个铭心刻骨的时刻,已有49年。老人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他的红玫瑰,同时微笑着说“谢谢”。49朵,总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不管她现在消瘦还是富态,不管她现在儿逊成行还是独自寂寞,不管她泪眼模糊还是笑意盈盈,此生此世,总会有一朵花是属于她的吧。老人遵守约定,不去辨认,只是专心致志地分发着他的花。有的老妇人坦然地接受了,客气地道谢;有的老妇人满怀疑虑,可还是接下了,匆匆走过。老人信心十足地向每一位老妇递过红玫瑰,他知道她会从他身边走过,她会认出他,她会取走一朵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花,而来生,他们会凭此相认,一定。

一次,伟岸拿着用柳条编织的带花边、精致的小工艺品,在路上走,中年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东西,生出嫉妒,伟岸是哪里学的,中年毕竟是村里的柳编大腕,不好撂下身段,向毛头小伙请教,看见伟岸手里的东西,只是远远的盯住不放。

 

伟岸将编织的令中年垂涎的小工艺品,随意的放到室外窗台上,第二天,不知什么时候,窗台不远处的篱笆墙,扒开个豁口,是晚上被人扒开的。是谁这么讨厌,糟蹋东西。家人拿来几棵带叶的树枝将豁口堵上。

 

伟岸观察四周,是不是窗台上的小工艺品诱惑,有人才豁开篱笆,准备顺着这条路径拿走,是哪家淘气的孩子所为?

  男孩却不要我帮他捉蚂蚁,他说,大哥,谢谢你!还是让我自己来捉吧!我说我帮你捉,这样就能早点凑足五百只。男孩说不用一下子捉那么多,每天,我只捉十几只……我奇怪了,为什么不多捉点呢?只捉十几只,那五百只蚂蚁,得捉多久啊?!男孩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别告诉她,好吗?我点点头。

又联想到白天,那位老人对自己手拿的编织小工艺品,两眼盯着不放情景,会不会是他要偷拿去我的东西,回去琢磨,提高他的手艺?想到此,伟岸暗喜,恨意顿消,终有颠倒过来的这一天了。

 

晚上,天渐暗,伟岸走到用树枝堵上豁口边,将堵上的树枝一棵棵抽开,篱笆墙又有了足以过人的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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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渐浓,朦胧中,透过窗户,篱笆豁口处闪过一个秃顶,渐渐地,一双大手在窗户前闪现,攥住那个小玩意,瞬间,就埋没在模糊之中了,这人正是刁难他的、头顶简化的没了东西的编织中年。

 

中年哈摸着腰,低着头,迈着猫步,从篱笆豁口荡进来,而后,溜出去,宛如一条永远也见不得光明、在水下石缝中穿行的黑黝黝的潜鱼。

  男孩说,其实,那个偏方是假的,是我自己写了找人抄的,我骗她说是老家的名医开的偏方,说偏方一定管用,她信以为真……你为什么要骗她?我很吃惊,也很生气。男孩说她的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她认为吃着的药不管用,我让她暂时吃着,我虚构一张偏方,还要五百只蚂蚁,慢慢捉蚂蚁,让她天天都活在希望中。我想也许当我还没有凑足五百只蚂蚁的时候,她的病说不定就好了呢!其实,她现在吃的药有效果,只是特别缓慢,我知道,她心里特别难受。每天给她一些带着希望的蚂蚁,她就会快乐起来。我笑了,我没有帮男孩捉蚂蚁。这样的蚂蚁,只能由男孩自己来捉。

伟岸编织的小工艺品在村里名声鹊起,那位编织中年,从此销声匿迹。

 

 

 

  后来的一天,我想我应该去看看女孩。打开门,走进屋子,女孩坐在床边,她的手上拿着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瓶子,她正取出一只蚂蚁放跑。

 

 

  女孩迎着我不解的目光说,你说有偏方需要五百只蚂蚁作药引子的吗?我爷爷就是医生,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想,那张偏方肯定是假的。其实,我现在吃的药就有效果,只是特别慢而已。他肯定认为我无法承受,就找来这样一张偏方来骗我,好让我看到希望。他每天只捉十几只蚂蚁回来,让我一步步壮大希望,是想给我一点快乐。

 

 

  我一直听着女孩的诉说。我没想到女孩清楚男孩所做的一切。我问女孩,既然你知道这一切,那你为什么要放走蚂蚁呢?女孩说我担心我的病还要两三个月才能治好,如果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捉足了五百只蚂蚁,那他的谎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如果那样,那他岂不感到难堪,他怎么继续骗我呢?他不能骗我,他就会认为我不快乐,他也会不快乐的。你说,病是我一个人的病,要是再让他跟着我一起难受,那不是两个人的病了吗?每天我悄悄地放跑一些蚂蚁,告诉他是不小心跑掉的,这样,五百只蚂蚁就要凑很久才能凑足。也许,他还没有凑足五百只蚂蚁,我的病就好了呢!女孩微笑着说,我静静地听。

 

 

  以后的日子里,我看到男孩蹲在小区的草地里捉蚂蚁,不由感慨万端。

 

 

  没想到,半个多月后,女孩敲开了我家的门,她是来还我杂志的,她告诉我说她的病差不多快好了,她能下床走路了。女孩很兴奋,她还告诉我蚂蚁还没有凑足五百只,男孩也不用再捉蚂蚁了。那天,我陪女孩聊了很久。我打心底祝福女孩。并且,我更加羡慕他们。

 

 

  女孩走后,我还想着那张虚构的偏方。我想尽管那是一张虚构的偏方,但是对于女孩身体的康复,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是一张爱的偏方——偏方里,有男孩对女孩的爱,也有女孩对男孩的爱。

 

 

  我想世上肯定不止这一张爱的偏方。尽管这样的偏方不能治疗我们的疾病,但是它对于我们却举足轻重,极其重要,因为它能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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